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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雅集


coinjoos.com 平台彩票app网 2020-07-26 来源:巴中日报  【打印】【关闭


王红娟

  雅集是文人以文会友的集会,诞生于魏晋,文人是主体,文事是主题。魏晋名士们乐好山水,雅集时赋诗叙怀,开启了山水诗撰写之兴,更在观对、描绘、寄情山水的过程中,赋予山水以独特的哲思、美意和情致,为山水诗的兴发奠定了基础。

  雅集中既有三两好友的随聚随散,也有数十人择日择地的精心安排,从谈玄论道、赋诗属文,到宴游赏乐、逞技游戏,形式丰富多样。席间文人多好即兴创作,点评切磋,促成了文学的自觉与发展。特别是其中的诗歌创作,不仅数量可观,还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山水描写,对山水诗的兴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影响之一便是促成了山水诗撰写之兴,前因则是“情缘”注定下的山水雅集之盛:“缘”是田庄的便利,这是魏晋主要的经济形态,许多名士都置产田庄,比如王戎的田园遍及诸州,潘岳的田庄时有鬻蔬、酤酪、渔钓的产出。他们的田庄“往往包山带湖,建塘修堰;其间亭台楼阁,样样俱全”(高敏《中国经济通史》),这为山水雅集带来了方便。而比方便更重要的则是喜好山水之“情”:阮籍“登临山水,终日忘归”;孙绰“游放山水,十有余年”;王羲之更曾直叹“我卒当以乐死”(各见《晋书》本传)。他们发现了山水之道,使自然有了“广大的客观世界”的新义(张岱年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》);发现了山水之美,使其成了赏心悦目之所在。从此,山水与雅集交汇,曹丕《铜雀园诗》《孟津诗》《于玄武陂作诗》的铜雀园、孟津、玄武池都是畅游的佳处;七贤的竹林总在他们的故事里绿竹猗猗;山涧里的金谷园值得众人乐游不倦;风景尤盛的兰亭诗意绵绵。著名的雅集无不与山水为伴,乃至谢安用“可与林泽游”来誉人(《世说·赏誉》),映见的都是此风之盛。

  登高而赋,临水而歌,繁盛的山水雅集自然也让山水涌进了诗篇。曹植七句的《公宴诗》里三句写景;写遍了珍木川渠的刘祯仍觉得“歌之安能详”(《公宴诗》);七贤少有的诗作里仍可见嵇康对百卉林木的描绘(《酒会诗》);潘岳的《金谷集作诗》移步易景,琳琅满目;兰亭诸篇更是处处见景,风光无限。这些虽与成熟的山水诗尚有距离,却已迸发出勃勃的创作生机,并为山水诗的题材拓展、表现完善、流派创建奠定了基础。这也正是魏晋雅集对于山水诗兴发的另一影响,即观对视角的丰富与山水异色的赋予:

  以玄心观对山水,援哲思入诗。名士孙绰赞誉虞亮“方寸湛然,固以玄对山水”,即能以尘外之心体悟山水中的玄远之道。王羲之《兰亭诗》曰:“寥朗无厓观,寓目理自陈。大矣造化功,万殊莫不均”,眼中所见无不是造化之功与齐物之道;孙绰的“微言剖纤毫”,谢安的“万物混一理”,在意的同样是道。这些玄言诗里的山水是玄色的,也影响了后来的山水诗。陶渊明的南山亦真亦幻,境与意会;行到水穷处的王维坐看云起,任情自然(《终南别业》)。溯其源流,这些意境理趣上的玄意便是魏晋人留下的。

  寓目山水之美,发现山水中的诗情。魏晋人善于发现并描绘自然之美,孙绰讥诮卫永不能作文的理由是“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”(《赏誉》);谢家内集上谢安忽问“白雪纷纷何所似”,谢朗答曰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,谢道韫则说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(《言语》)。以此眼光观对山水,刻画其美,笔下山水自然也美。曹植的“秋兰被长板,朱华冒绿池”楚楚动人(《公宴诗》);金谷园的池柳泉波在潘岳笔下烂若披锦,无处不善。建安时代盛行美对,虽因玄风兴起而一度消歇,但终随着庄老告退,成为山水方滋时期的主流创作趋势,奠定了山水诗唯美的风格。

  寄情山水,人与自然精神共鸣。“高会构欢娱”(《孟津诗》),“遨游快心意”(《芙蓉池作诗》),这是曹丕雅集的初衷;孙绰赴约兰亭,想的也是借山水“化其郁结”(《三月三日兰亭诗序》)。对山水的喜好常见于雅集的诗文,最是直率,而在是否需借丝竹来为山水之乐助力的对比中,更可见名士们喜好的递增。石崇特意安排乐车载着琴瑟,随客屡迁,时时助兴;王羲之反觉得“虽无丝竹管弦之盛,一觞一咏,亦足以畅叙幽情矣”(《兰亭集序》);及至昭明太子,只咏了一句“何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”,就足以让游园时谏言“宜奏女乐”的宾客惭愧而止(《梁书》本传)。“陶渊明、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,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、浓酣忘我的趣味。”(宗白华《美学散步》)山水喜好的增长与山水诗兴发同步,它也正是后者滋生隽永的不竭动力。


 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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